泰山是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圣地

　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，在悠悠历史长河中，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为之正统；而以老子庄子思想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及其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道教，则是另外一条主干；再加外来的佛教，便构成2000多年来三教鼎立的基本格局，形成多种成分的复合结构。

　　孔孟之道以仁为核心，仁即爱人，以民为本，这是儒家的精髓。先秦古籍《逸周书·文传解》：文王临终对太子姬发言“吾厚德而广惠，忠信而志爱：人君之行”。人君的行为就是“厚德广施，忠信慈爱”。《论语·子路》：“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，虽之夷狄，不可弃也。”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这种先秦儒家思想一直贯通古今。

　　道家是指先秦诸子百家中以老子庄子思想为代表的学派，以“道”作为最高范畴，主张效法自然，以清静无为而无不为作为治国修身的准则。而道教则是在此基础上，吸收古代神仙方术和民间巫术鬼神信仰而形成的一种宗教实体，曾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、学术思想、宗教信仰、文学艺术、医学科技等方面发生过重大影响。正如鲁迅先生所说：“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。”

　　佛教在中国自两汉之际传入后，经过流传 、冲突、适应、融合，发展了2000多年，与儒道思想文化汇合而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，对丰富和发展古代哲学、宋明理学，乃至社会意识、道德规范、文学艺术、心理习俗均有很大影响。所以有的学者说：“不懂佛学就不懂汉魏以来的中国文化。”

　　泰山宗教源于对大山的崇拜，后来演化为对山神、天神的崇拜。先秦时君王尊崇黄老道和神仙方术，战国时求仙之风愈演愈烈，方士侠客纷纷到泰山岩洞学武炼丹，追求长生不老，方士黄伯阳、侠客聂政均在泰山留下了遗迹。秦时方士安期生曾隐于泰山前的新甫山北麓，称仙人山。秦始皇东巡时召见他，“与语三日夜，赐其金璧数万”，并建安期生祠。安是最早发起访求东海三仙山蓬瀛之议的。东汉顺帝时，张道陵与弟子在四川鹤鸣山创建“五斗米道”，尊老子为圣祖，以《道德经》为圣典。其弟子崔文子好黄老法术，以张天师之名行道于泰山，常采百药自制“黄散赤丸”，叫卖于都市，并预言：“一二百日后，民有大疫。”后来，果然瘟疫流行，崔道人就撑起朱幡，卖丸济人，“饮者辄愈，活以万计”，道教遂在泰山扎根。

　　佛教于西汉哀帝时传入中国，至东汉光武帝、章帝、安帝相继东封泰山时传入泰山。魏晋南北朝时，泰山佛教进入鼎盛时期。据《高僧传》载，东晋十六国时，前秦苻坚皇始元年（351年），高僧朗公在泰山东北麓昆瑞山始建朗公寺，开始讲经布教，很快传遍整个泰山地区，遂之灵岩寺、神宝寺、四禅寺、谷山玉泉寺、竹林寺、普照寺等大起殿舍，梵音四起。

　　佛教进入泰山后，它的“色与空”的宇宙观、“断欲无我”的人生观及“六道轮回”的道德观，均与道教的“玄之又玄”、“无为而治”、“行善积德”相吻合。所以开山鼻祖朗公很快便与同期的泰山道教首领“恬静寡欲，清虚服气”的张忠结为挚友，与隐居泰山的文人墨客、儒家学者也是密切往来，相互切磋。

　　儒家学派在泰山更是渊源流长，正如古人所云：“孔子圣中之泰山，泰山岳中之孔子。”在泰山面前有谁能敢与孔子相比呢？明万历间查志隆在《岱史》中说：“窃照泰岳灵区，在寰宇最胜，而古初遗迹，惟圣哲最崇。然圣哲之中有孔子，犹山阜中之有泰岳也。”即使孔子在临终时也不忘泰山，而感发“泰山梁木”之哀歌。当年孔子曾率弟子多次到泰山登高览胜。《孟子》曰：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；《礼记·檀弓》则云：孔子过泰山侧，问妇人之哭而叹苛政猛于虎也；《列子》云：孔子游于泰山，问荣启期之“三乐”而善其能自宽；《韩诗外传》云：颜子从孔子上泰山，望吴阊门之系白马，而颜子对以有如系练；《孝实录》亦言：曾子耕泰山下，思其父母而作《梁父歌》。又若孟子生时，则其母梦泰山神人乘云而来，覆其居，故宋儒称孟子有“泰山岩岩气象”。由此而观，泰山圣迹孔子称首，而颜、曾、孟三贤踵其芳躅也，如今斑斑可考：孔子登临处、孔子小天下处、孔子崖、望吴圣迹、猛虎涧等。

　　儒家学派与道家、道教一脉相承，其“仁义礼智信”的道德准则更是被释道所吸取，充分表现了泰山的包容性和融合变异性。这便促使泰山儒释道加入大联合、大团结的队伍，出现共存共荣、相互吸纳的独特现象，一直延续到近现代。最典型的实例就是泰山前麓的普照寺与红门宫。普照寺在清康熙初年由元玉大和尚住持，这里曾是泰山著名僧儒“八散人”（孔璧六、张方平、江山民等），诗酒徜徉的聚会之所。当时山西督学使者张四教有《石堂八散人记》：“此八人者齿不同也，地不同也，业也不同也，贫富不同也，而其心则同也。其心何以同也？同其正直和平也，同其清洁温雅也，同其潇洒朴略而犹一烟霞之骨、山水之癖也。所以此八人者，三日不见则如所失，三日不游则郁郁不乐。”红门宫东为弥勒殿，西有泰山圣母元君殿，一佛一神，同宫并祭。而泰山最典型的释道融合的神仙莫过于泰山斗母宫的斗母神：她本是北斗众星之母的道教神仙，到了后来却逐渐演变为普渡众生的千手千眼佛了，连灵应昭昭的泰山圣母也被佛家奉为观世音的化身。

　　泰山既是中华民族的象征，又是三教融合的圣地，这便决定了它的功能必是中华道德教育的基地：帝王之气，皇家之派，三教之道，众家之悟均在泰山进行了展现与反馈、融合与升华。且不言历代典籍中浩如烟海的泰山资料，也不说文人墨客的泰山著述，仅就泰山登山盘道两侧的碑刻就足以让人学贯古今，发人深省！

　　泰山自下而上红门宫前有《登山必自碑》，源于《中庸》“登山必自卑，行远必自迩”，意为无论做何事，要从头做起，积少成多，不可好高鹜远；中天门北“接踵过中天，高山群仰止。为问熙攘人，曾忆国耻否？”这是“九一八”事变后的抗日呐喊；快活三里的《泉》，是民国初年资本主义刚刚传入中国后，李星源借助泰山“暴风甚多，寒暖不时”，揭露黑暗社会，痛斥拜金主义者“黑其心，灭其性，变易其操守”，让今人仍受益匪浅；云步桥前《从善如登》，出自《论语》“从善如登，从恶如崩”，教化人们做好人如登泰山，要努力拼搏，自强不息，而当坏人则如高山崩坍，瞬息间即入罪恶的深渊；云步桥酌泉亭石联“风尘奔走，历尽艰辛思跪乳；因果研究，积成功德敢朝山”，让人在反思中胜不骄，败不馁，饮水思源，勇往直前；石亭南侧的《曰岩曰峻》摩崖题刻则是一篇使人热血沸腾的抗日宣言书；对松山前的《能成其大》是“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”的浓缩，颂扬泰山包罗万象，海天之怀；十八盘上的“仰不愧于天，俯不怍于人”及“努力登高”，启迪人们要无私无畏、坦荡做人，才能努力攀登事业的顶峰；泰山极顶的“雄峙天东”、“拔地通天”更是勉励炎黄子孙学习顶天立地的泰山精神。